文物联接古今，文物印证历史。“文物新疆”旨在通过文博专家学者以现实笔法深入挖掘新疆出土文物、文物遗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和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阐释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克苏地区，是古代龟兹所在地，分布着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地理位置最靠西的大型佛教石窟群，洞窟中精美的壁画在千年之后依然可以带给今天的人们美好的视觉享受。佛经中记载，佛祖讲经说法时，众天人便会奏乐舞蹈来表示供养和赞叹，因而龟兹壁画中有大量的乐舞内容，而排箫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乐器之一。从时代最早的克孜尔石窟，到风格多变的库木吐喇石窟，从规格最高的克孜尔尕哈石窟再到形制独特的森木塞姆石窟，都可以见到伎乐天人手持排箫，忘情演奏的场景。
克孜尔石窟第窟主室右侧壁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13窟主室券顶右侧
“参差横凤翼，搜索动人心”，是唐代诗人李峤《咏箫》一诗中对排箫外形和优美声色的描述。排箫是一种古老的乐器，早在数千年前，萧就在中国民间流传。位于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的长子口墓，曾出土有四组商末周初的骨排箫，出土时色泽莹润，如玉似翠。它们是用禽类的腿骨制成的，由数量不等，长短不一的骨管编组而成，也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排箫实物遗存，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
左图为河南鹿邑长子口墓排箫出土情况（东北-西南），右图为河南鹿邑长子口墓骨排箫。
在长子口墓发现之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排箫实证是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的一件石排箫，时代属于春秋早期。这件排箫颜色白净，近汉白玉，石质坚硬，共有十三个音管，除了第七管因口部残破过甚以外，其余十二个管均可吹奏。环绕排箫上部斜刻一宽带，以示用带缚管，类似后来竹排箫的形状。
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石排箫
闻名遐迩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一大批古乐器，数量达件，其中就有两件竹排箫。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发音，可以听出它们至少已是六声音阶的结构。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彩漆排箫
那么排箫是何时从中原传入古代龟兹地区的呢？
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昆弥军须靡，军须靡死后，又依照乌孙习俗改嫁于军须靡之弟，即继任的昆弥翁归靡，二人育有三子二女。解忧公主虽人在乌孙却思念故土，于是送自己的长女弟史回长安学琴。途经龟兹时，龟兹王绛宾对弟史一见倾心，于是派人前往乌孙求亲，二人就此喜结良缘。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绛宾王与弟史一同前往长安朝贺，绛宾王受印赐绶，弟史被封为公主，夫妻二人留居长安一年之久。启程回龟兹时，汉宣帝赐给他们车骑旗鼓，还有宫廷乐师与舞队。喜爱中原文化的绛宾王与弟史“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排箫大致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龟兹的。
排箫进入龟兹地区后便迅速流行开来，今天所见的龟兹壁画中，排箫是延续时间最久，数量也极为可观的乐器。这些排箫为竹制，由9至14根竹管并排用绳绑在一起。龟兹石窟中的排箫可见两种形制，一种为数根竹管由短到长排列而成，整体呈现梯形，这是中原式排箫的形制。另一种则由长度相等的竹管绑缚而成，形状近似方形，这种形制是由当地乐师根据龟兹的音律改制的。
克孜尔尕哈石窟第30窟后室券顶
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右壁
《诗经·周颂·有瞽》中描绘周天子在宗庙祭祀先祖时的奏乐，“箫管齐举，喤喤厥声，箫雍和鸣，先祖是听。”排箫音色纯美，轻柔细腻、空灵飘逸，既能独奏又可以合奏。作为旋律型乐器，排箫既能演奏旋律性较强的乐曲，又能演奏突出节奏性特点的乐曲，具有较高的音乐表现能力。排箫进入龟兹地区后，很快就融入了当地乐舞，成为龟兹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书·卷十五·志第十》记载龟兹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可见排箫已经是龟兹乐的固定成员，在龟兹壁画中也常见排箫与琵琶、箜篌、筚篥等乐器成组出现。
出土于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的一件木质彩绘舍利盒上，盒身绘有一列龟兹乐舞人，乐师们身着龟兹传统服饰，手执排箫或箜篌等乐器，众舞者则头戴鸟兽等面具，身着甲胄或动物服装。可见不仅是在佛教情境下，排箫也同样融入了龟兹人的世俗生活。
苏巴什佛寺舍利盒（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龟兹壁画中包括排箫在内的的乐舞实质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展现了中原文化对龟兹文化的深刻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任皎）
编辑：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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