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赋坛，除之前讲过的作家外，较为著名的赋家还有武帝时的东方朔和枚皋，宣帝时的王褒以及与杨雄大略同时的刘向父子。
东方朔（前--？），字曼倩，是文学侍从中很受武帝欣赏的人物。官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兼带玩世不恭，自视甚高而终不见用，武帝虽然喜欢他，然不过俳优视之，东方朔于是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赋中对于汉代文士不得志的状况揭示得非常深刻：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这是现存汉代最早以遇与不遇为主题的设辞类作品，东方朔从几个方面制析了士人在太平盛世却怀才不遇的状况。后来文人对此赋竞相仿效，且多佳作，如扬雄的《解嘲》、崔骃的《达旨》、班固的《答宾戏》、蔡邕的《释诲》，再到郭璞的《客傲》，以至韩愈的《进学解》等均源出于此。东方朔另有《非有先生论》，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枚皋（前--？）字少福，是枚乘的庶子。他是汉代赋坛成果最多的作家。其为人才思敏捷，帝有所感，辄使赋之，须臾即成，故创作极丰，史载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不可卒读者数十篇。但因为匆促草就，缺少锤炼，故后世罕有流传。作品风貌如何，已不得而知。
王褒（约前88--约前55），是宣帝朝成就最突出的赋家,代表作品是《洞箫赋》。西汉的咏物赋从贾谊开始就已经陆续出现，他的《早云赋》《簴赋》（今存残篇）主要是用骚体写成。在此之后，梁园文人枚乘、邹阳、公孙乘、路乔如、羊胜，都有咏物赋传世。除此之外，淮南王刘安、中山王刘胜以及孔臧，也有咏物赋流传下来。王褒的《洞箫赋》继承前人咏物赋的传统，同时又多有超越和创新。他从制造洞箫的原材料竹子人手，表现这种乐器艺术魅力的由来。竹子生命能量的蓄积，经历了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它得到天地精气的滋润，同时也饱受各种恶劣自然条件的严峻考验。江水奔腾、涛声雷鸣、春露秋霜、清冷寒凉，正是在这荒凉险要的环境中，翠竹积蓄了足够的生命能量，具备特殊的秉性。作品展示了各种自然物之间的感应交流，翠竹是在多种生命机体的共同作用下生成的，它的生命基因包含许多孤寂、哀怨的成分。和它发生感应、为它输人生命能量的飞禽走兽以凄切悲哀者居多，有在寒风中鸣叫的秋蝉，有在树上长啼的猿猴，还有失去伴侣的孤雌寡鹤。翠竹的生命能量主要是在痛苦体验中积蓄的，制成洞箫之后又由盲人演奏。盲人生命能量的蓄积和翠竹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多灾多难中凝聚的，因此，盲人乐师很容易和调策进行生命沟酒，他所吹奏的乐曲是翠竹生命能量的释放，也是乐师本身抑郁之情的抒发，是两种苦难生命机体共同发出的呐喊。王褒在描写萧声时，一方面展示它曲调的多样性，同时又反复谊染它悲凄哀怨的基质：“哀悁悁之可怀分，良醰醰而有味。”体现的是以悲为美的风尚。在叙述第声的审美效应时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美之。”美、乐与悲、怪相关联，王褒是以悲为美，又以悲为乐。
《洞箫赋》采用的是铺陈手法，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制造洞箫的原材料翠竹的生存环境加以铺陈，罗列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用以凸显翠竹生存状态的严峻。二是对萧声功能效应的铺陈，强调它能够惩恶扬善、移风易俗，并且使人产生特殊的审美感受。这篇作品的铺陈兼顾客观自然和社会人文两方面的因素，形成有明确分工的两个板块。
王褒的《洞箫赋》对枚乘《七发》有关乐器的描写有所继承，它是汉代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的奠基之作，在他之后出现的汉代乐器赋基本都是以悲为美，并且也是用生命一体化观念灌注于作品。“箫声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原型，《洞箫赋》有生成开创之功。
继王褒的《洞箫赋》之后，东汉相继产生一批以乐器为题材的咏物赋。主要有博毅的《琴赋》、马融的《长笛赋》、蔡邕的《弹琴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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