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竹相谐今天，如果我们进人剧场看昆剧表演，在观察昆剧伴奏的场面时，会发现它的乐器配置甚为齐全，包含了许多传统音乐中常用的乐器。这些乐器包括三个部分：（一）管乐：笛、箫、笙、唢呐等；（二）弦乐：曲弦、琵琶筝、提琴等；（三）打击乐：鼓。锣、板铙钹、木鱼等。在古代，昆曲乐队一般以六人登场，一人兼掌数件乐器，所以又被称为“六场“。其中，演奏管乐、弦乐的部分，叫做“文场”；而较多的紧张和热闹的打击乐部分，则被称为“武场”。
昆曲博物馆昆曲的主奏乐器是笛。昆笛又称曲笛。传统昆笛在清唱伴奏中是绝美的乐器。曲笛在旋律、节奏、运气方面的特色，与唱曲几乎全同。在运气方面，讲究的是细长静慢。在气口旋律方面，曲笛以“柔”、“静”为主，必须完全与唱曲者配合，模仿唱曲之韵味；而且伴奏不同的脚色，需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吹老生及净末戏，须求平正朴实，不宜带太多的垫腔；吹小生戏须灵活潇洒，转折处可加入搭头（花腔）以润饰小生的唱腔；吹闺门旦则宜婉约缠绵，而吹贴旦的戏则宜轻灵俏皮；至于吹丑角的戏则常有音程上大的起伏及节奏上的急速改变。
总之即使是相同的工尺谱，在不同的角色及不同的戏中演唱时，吹奏的方式都不同，需切合剧中的角色及剧情。曲笛只是伴奏，切忌一味响吹而掩盖了演唱者的唱腔，或者任意加花腔破坏了演唱者的意境，只有将演唱者的唱腔及意境衬托出来，才是昆笛伴奏的最高境界。无论从进人昆曲的历史时间，还是从演奏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曲笛的地位在所有乐器中是最突出的。而现今在昆曲器乐伴奏中地位也十分重要的弦乐器，和昆曲的渊源则有着复杂的关系。早在明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看重南戏《琵琶记》的艺术价值与道德教化功能，认为《琵琶记》应似山珍海鲜那样，成为富贵之家不可缺少的必备品。
但是，就因为南戏剧本不能运用北方盛行的弦索乐调来表演《琵琶记》，对此他非常遗憾与不满。于是命令教坊乐官想方设法，找到用弦索演奏《琵琶记》的办法。结果，经过乐官们的努力，虽然创制出了一种能用弦索乐器表演南戏的新方法，但因为南曲本身在旋律上舒缓的特点，使弦索乐器在演奏时听起来远不如演奏北曲音乐那样酣畅淋漓。因此，南曲与弦索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昆曲音乐作为南曲的一个分支，在最初同样存在着不和谐之处。魏良辅在进行新腔改革的早期，也认为有些艺人将南曲配以弦索，听起来显得十分的生硬和别扭。
魏良辅的这种观点，主要侧重于昆曲的清唱而发；从昆山腔发展的潮流看，各种器乐的协作与配合，则是大势所趋。这时候，昆曲器乐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始登场了。魏良辅为了对传统的昆山腔进行革新，留心搜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天，他到了太仓的南码头，听见一个名叫张野塘的士兵，正在演唱南方人所不易掌握的北曲。北曲音乐，除了在北方风行之外，南方的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也对之甚为推重。但是在张野塘所在的太仓戍所，当他演唱北曲之时，不仅得不到听众的欣赏和赞誉，反而令当地人觉得怪异，并对他的曲唱加以嘲弄和调笑。
但是这次的听众中，出现了一个在曲唱上有着极高造诣的“曲圣“魏良辅，他对张野塘的演唱十分惊讶与爱慕。就这样，在张野塘演唱之时，魏良辅在一旁静静地留心听着。三天之后，他终于在充分考察与欣赏了张野塘的演唱功力之后，对其大加称赞。两人就此形成了颇为亲密的关系，最后，魏良辅竟然将自己已拒绝了许多贵人求亲的女儿，嫁給了张野塘。张野塘是河北人，之所以会出现在太仓这个江南之地，因他获罪被发配至此，由此可见他的身份也是很低的。
实际上，张野塘除了演唱之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善操弦索。张野塘自从成了魏良辅的女婿，向魏良辅学习了很多南曲音乐的乐理与知识。随着张野塘对南曲音乐的熟悉，随着他更深人地参与了魏良辅的昆山腔革新，他越来越感觉到，将弦索引人昆山腔的伴奏，不仅可能，而且将会大大促进昆腔新声的发展。于是，他首先更改和订制了弦家的音节，使其和南音相近；又改革了三弦的外观和物理结构，制作出一种叫做“弦子”的新乐器。这种弦子在为新昆山腔进行伴奏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时，太仓著名官员王锡爵（--）听到弦子演奏的断声，十分喜欢，便令家童对这种新乐器加以研习。弦索就这样终于进入昆曲的器乐系统，一直延续至今。有趣的是，随着这种弦索乐器风靡吴地，当时向张野塘学习的人非常多，等到张野塘逝世之后，善操弦索乐器的名手，不再是清一色的北方人，反而是后来居上的吴人，并涌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人才。而弦索乐器从此和曲笛一起和谐地融会于昆曲音乐的整体表演之中，成为昆曲器乐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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