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乐器延续到战国，少量有明确时代性，用来推断遗物年代
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古代的乐器类，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内容吧！西周时期的乐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少量的乐器则有明确的时代性。根据考古学的断代或从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音乐文物，则会根据墓葬特点、器物器型和花纹特征的断代方法来界定这些遗迹遗物的准确年代。这种考古学的断代方法运用到音乐考古与研究中去，一定能够有较大的突破。
传世文献所载的乐器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音乐文物可以得到验证文献记载中的乐器类型。周代乐器据文献所载多达七十余种，《诗经》记载的打击乐器有19种：钟、镈、南、钲、磬、缶、雅、柷、圄(敔)、鸾、铃、鼓、鼕、贲鼓、应(鼓)、田(鼓)、县鼓、鼍鼓、鼗(駣)；吹奏乐器有8种：笙、埙、篪、籥、和、管、箫、簧；弹拨乐器有2种：琴、瑟。所谓八音乐器见《周礼·春官·大师》记载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之‘八音’。”古代先民的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类法，是根据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分类，二是按乐器的质地分类。
这是中华民族有了音乐中的泥质陶埙、骨质骨笛、石质石磬等上古乐器就发明创造出来了。至三代有金属乐器钟乐的出现。或竹或木的乐器应该与泥质乐器、石质乐器出现时代相近。西方近现代科技虽然发达，但其科技史的年代比中国要晚得多了，其西洋乐器传入中国是近现代的事了。中国古代音乐文明和乐器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已得到了证实，譬如周代有琴瑟弦乐器。湖南长沙浏阳桥春秋古墓出土的瑟。湖北当阳曹家岗春秋晚期楚墓中，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弦乐器瑟，有21弦和26弦的。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诸侯王墓葬中，乐器出土数量之多，乐器之全。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编磬、丝、竹、管弦等9种件乐器，更印证了历史文献记载乐器的真实性。
春秋时期礼乐器的制造与享用，则从王室与宫廷逐渐走向诸侯及民间，诸侯僭越礼乐制度十分明显，社会制度与音乐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乐器制造、陈列、摆用和随葬，都远远超乎周天子的规定。诸如郑卫淫声、关中古声、邹鲁雅声、荆楚巫音都突出了其地方特色，在乐器使用和配置方面也产生了变化，钟磬金石之声、丝竹管弦、革之类乐器占主导地位。诸如钟乐类则有晋国子犯之春秋早期编钟，秦公钟系春秋早期编钟，淅川王孙诰钟系春秋楚墓编钟，敬事天王钟，郑子受钟、镈和叔夷钟等。
鼓乐器在河南固始堆春秋时期墓葬均有出土。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中晚期晋墓M13出土10件一组的编磬。湖南地区、关中地区、广西地区、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均有春秋时期青铜镈出土。在江苏东海庙墩春秋中期墓葬中出土9件一组的编钟。湖北随州均川镇刘家崖和随州城东郊春秋中期的墓葬中出土有钮钟。陕西凤翔大辛村出土春秋后期的2件钮钮钟。河南桐柏月河养国M1随葬坑出土有养子白受铎。浙江绍兴印山越国大墓MI出土1件素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期前段莒墓出土有素钲。安徽宿县芦古城子出土春秋晚期无者俞钲。湖北广济鸭儿洲江度出土1件春秋鉤鑼。河南淅川MⅠ下寺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石排箫。
湖北当阳曹家岗春秋晚期楚墓M5出土笙和瑟等。诸如此类，则从考古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中的乐器名称，这只能证明部分乐器从考古发现中出现。可能还有一部分乐器在墓葬中和遗址中，因受到地下潮湿、积水和虫蛀等因素，尚难完好保存下来。可见，到春秋战国之交，乐器制作和演奏的技能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奴隶制、礼乐制度没落、封建制度与时代大变革、统治阶段与天下诸侯王国发生激烈竞争的机制有关，所谓王天下的周王朝统治则受制于诸侯国，出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新格局。像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就能享用九鼎八簋的天子之制，随葬的乐器多达9种件之多。
春秋时期则出现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改革之势，儒家、墨家、道家所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不同政治目的的学派，其音乐思想在各个阶层中所反映的观点互不相同。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专著《乐记》，是一部具有较为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论著。成书年代一说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所作，一说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子百家音乐言论集大成。全书旧传23篇，现存前面1篇。从前面8篇看价值极高，写作风格似出自一人之手，后面3篇应是记录孔子及孔门诸人子夏等的乐论思想。
《乐记》认为音乐本质是表达感情的艺术。《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有“物使之然也”的人心之动，把音乐产生过程中的心物关系进行了高度理论概括。对诗歌、音乐表现的感情与特征观察，提出音乐起源于模仿大自然天籁之声及来自于阴阳说，是偏重于唯物主义思想。
《礼记·乐记》中音乐与政治关系甚密，即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制度等有着紧密的联系。音乐可真实再现当时社会的现状，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所反映出来的喜、怒、哀、乐、敬、爱的思想感情。《礼记·乐记》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可见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大力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奸声”、“淫乐”的靡靡之音，强调乐与礼配合使之成为社会教育功能。这些认识突出理与情、政治与艺术的主次关系，以儒家音乐思想为主旨。
《礼记·乐记》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把“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联系在一起(《礼记·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有较大的社会管理作用。教民学好，热爱音乐，以礼乐、伦理道德思想，加强音乐文化素养，深得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礼记·乐记》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首先对音乐存在美学、美感艺术的认识、认同。在人类生活中是不能缺少对美的追求的，达到“音乐与心理”、“音乐与情感”、“音乐与意志”的和谐境界。《礼记·乐记》是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和音乐思想集大成。喜欢今天的内容就请点个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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