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音乐歌舞盛行，成为南方民族的精神支柱，礼仪传承了西周乐舞
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音乐文物的出土情况，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内容吧！《楚辞》是反映长江流域社会礼乐文化和南音、楚声的经典。战国时期楚国是七雄之一，兼并吴越，一统南土。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统治阶层中，仍然闪烁着南楚音乐艺术现象和歌舞升平的景象。楚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国力处于鼎盛时期，而且楚国音乐文化和音乐歌舞之盛，成为南方民族的精神支柱。楚国的音乐和礼仪制度是承继西周乐舞主体，《周礼·春官·乐师》、《离骚》、《楚辞·大招》都描绘出其楚国宫廷乐舞盛况的真实现象。随着考古发掘，先秦时期的地下音乐文物如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乐器在南方地区多有出土。
一是楚国墓葬随葬礼乐器种类之全，数量之多；二是姬姓曾国不仅有厚葬之风，而且随葬礼乐器最具有典型性。楚国礼乐器先见于文献记载，《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此句“我独无有”是说“四国皆有分”，唯我没有得到礼乐彝器之类的宝物。读这段文献可证楚国仍然信奉周朝祖先所赐予的宝物，这类崇天敬神的礼乐思想根深蒂固，希冀得到先祖所传承下来的礼乐彝器。
楚地出土文献丰富，如能充分利用，进而与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发掘的音乐文物相印证，形成“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弥补传世文献中的缺失和不足，也可用传世文献中的史料对地下出土音乐文物进行考证。楚国地大物博，疆域广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下出土的音乐文物甚丰。地下出土的音乐文物诸如楚国乐钟就多达件之多，至战国时期楚国多套成组编钟，其中有13件套、36件套等多处出土，乃为楚国钟乐的鼎盛时期。至于春秋时期楚墓在河南淅川25座葬中出土大批青铜礼器和编钟等乐器。淅川楚墓孙王诰钟等，都是以8件套和9件套编钟，均与传世文献中所载楚国荆楚和周代八音体系相符。正如楚国宫廷乐舞的音乐文化盛况。
公元前年伍子胥率吴国军队进攻楚国都城郢都时，毁损了楚王宫廷中的九龙之钟。年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编磬25件，均为楚国音乐文化的精髓，与历史文献记载有关音乐现象相符。在此仅举南方楚域出土音乐文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钟、磬的实例。当然还有土类乐器、革类乐器、丝类乐器、木类乐器、竹类乐器、匏类乐器等，在古代文献相关记载中多与地下出土音乐文物诸多类型相吻合。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江陵楚墓中出土了陶缶，形制相近，大小不一，依次递减，共有二十余件成组伴出。
缶者，也就是土类乐器，是“八音”中的“土”乐器，土类乐器包括埙。在楚国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革类鼓乐。先后在湖北江陵、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等地出土数十件。丝竹乐器如在长沙浏城桥M1、江陵拍马山楚墓，湖北赵巷4号春秋墓均出土有18弦、19弦、21弦、23弦、24弦和25弦等乐器。木类乐器在楚墓中出土鼓乐较多。匏类乐器在楚墓中出土数量也不少。如葫芦、笙在考古发掘中甚多。楚墓出土匏类乐器则在19管，其分为10簧、12簧、14簧、18簧等。
战国时期楚国当有笙乐，与齐国的瑟秦国的筝齐名。楚墓出土的笙分为两种形式，即笙斗一律而笙管，一种是以圆径的外范套入幼匏上端长成，一种是镟制圆木为吹管。竹类乐器多为排箫、笛等，楚国墓葬中多有出土这类乐器，正好与文献记载相符。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钟、磬等9种共件乐器，音乐文物居多，品类俱全，钟、磬之上均有铭文，其上刻有标音、律名相关的铭文字，钟架、挂钩、磬与磬盒上共计个字的铭文。可见，这正是先秦时期有关乐律方面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传世文献中诸多已经缺失的资料。曾侯乙编钟乐律体系和七声音阶，具有先秦时期音乐文献补失的价值。
譬如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有“变宫”、“变徵”的音名，证实在先秦时期中国已具备了七声音阶，其铭文中的律名表明十二律在战国早期也已具备，并有阳声六律及阴声六吕的阴阳概念(古乐有十二律，阳声阴声各六，即阳为律，阴为吕)。尤其是八度分组绝对音高、低音转换等概念均已具备，从而可补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或缺或失的历史价值。其实，曾侯乙编钟的宫、商、徵、羽是四个阶名，即为四基。曾侯乙编钟就是在这四个阶名基础上构成其全部乐律学体系的。诸如阶名中四辅则以宫、商、徵、羽为基础等形式，构成纯律大三度(音分)形成的四个阶名：宫辅、商辅徵辅、羽辅。曾侯乙钟铭记载的这些音乐理论非常有价值。
还有阶名中的四曾，则以宫、商、徵、羽为基础等形式，构成纯律大三度(音分)之宫曾、商曾、徵曾、羽曾四个阶名。钟铭所记载的这些钟律文献均为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曾侯乙编钟展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辉煌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科学与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战国时期地下出土音乐文献资料甚多，出土的音乐文物更为丰富，在此仅列举了楚国和曾国一些钟、磬铭文资料，以便起到窥斑见豹的作用。随着音乐文物和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兴起，音乐文献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就地下出土音乐文献和音乐文物而论，此则是考古发现中的精核，如何科学地运用这些传世音乐文献与地下出土音乐文献，则是打开音乐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其实，音乐文献是从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有人认为音乐文献学“实际上包括两种含义的文献学概念”：“一是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传统的音乐文献学”，另一种音乐文献学”的准确定义是“音乐图书情报学”。所以说，对于音乐文献学的研究不仅要重视地下出土音乐文物文献，而且要高度重视中国文献学的传统性，尤其要注重古代文献学理论在音乐考古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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